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管理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0年12月2日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管理，保障行洪安全，发挥江河湖泊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河道（包括湖泊、洼淀、人工水道、河道沟叉、行洪区、蓄滞洪区、感潮区、入海河口等）的整治、利用、保护等有关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开发利用河道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总体安排，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整治、合理利用和积极保护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主管机关。
各级河道主管机关按下列分工实施管理：
（一）国界河道、省界河道和跨地区、设区的市的河道，由自治区河道主管机关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同一地区、设区的市内跨县河道、县界河道，由地区行署或者设区的市的河道主管机关管理；
（三）其他河道由所在地的县级河道主管机关管理。
下级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协同上级河道主管机关做好本辖区河道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河道整治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河道整治规划确定的分期实施方案，制定年度整治计划，所需经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年度财政预算中专项安排。

第二章 河道保护
第六条 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含可耕地）、行洪区、感潮区、河口冲积扇、两岸堤防及护堤地。一、二级堤防护堤地为堤防迎、背水坡脚以外20至50米；三、四级堤防护堤地为堤防迎、背水坡脚以外15至30米；四级以下堤防护堤地
为堤防迎、背水坡脚以外8至15米。
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按防洪规划确定的河道岸线、治导线或者规划两岸堤防走线之间的行洪区域、堤基地和护堤地确定。无防洪规划的河道，按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行洪河床确定。
根据堤防的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等，河道主管机关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将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相连地域30至50米划定为堤防安全保护区。
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管理范围，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界定，并树立界桩；其他河道的管理范围，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有关部门依照前款规定提出，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界定，并树立界桩。
第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应当符合江河行洪、输水和航运的要求；属于城市规划区或者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还应当符合城市规划或者村庄集镇建设规划的要求，服从规划管理。滩地的利用，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国土资源、渔业、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规划，报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在堤防和护堤地内，除不得从事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外，禁止在堤身种植农作物、铲草、建窑、钻探爆破、采石、取土等。
第九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林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由河道主管机关组织营造和管理，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与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砍伐或者破坏护堤护岸林木。确需采伐的，须经河道主管机关同意后，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种任务。
第十条 禁止擅自填堵河道。确因建设需要填堵河道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利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论证，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涉及水产养殖的，还应当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填堵河道需要实施水系调整的，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经批准填堵河道的，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施工审核手续。
第十一条 确因工程建设需要，在沿河堤防破堤施工或者开缺、凿洞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施工。跨汛期的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必须落实汛期安全措施。
第十二条 在河道中流放竹木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捕捞作业，不得影响河道行洪、排涝、航运和危及水工程的安全，并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在汛期，河道主管机关有权对河道上的竹木和其他漂流物进行紧急处置。
第十三条 设置或者扩大向河道排污的排污口，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河道主管机关的同意。擅自设置和扩大的，由河道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其停建、封闭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沿江城市环境保护、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按水系将河道排污、排水情况的有关资料，抄送当地河道主管机关。

第三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十四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划的防洪、排涝、防潮、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河岸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道畅通。
第十五条 河道防洪（含排涝、防潮，下同）整治规划，按河道管理权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计划、交通、建设等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河道防洪整治规划的修改或者调整，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六条 对淤积严重、影响防洪排涝的河道，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制定河道整治应急方案，并优先安排整治工程。
第十七条 河道主管机关对通航河道进行整治，应当兼顾航运需要，并事先征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航道整治，应当符合防洪安全要求，并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坑道、取水口、排水（污）口、采砂场、临时仓库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水质要求、航运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污染江河水质；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报请批准前，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应经河道主管机关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查同意。
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建设，需要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以及跨越河道空间或者穿越河床的，建设单位应当经河道主管机关对该工程设施建设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手续；安排施工时，应当按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应当有
河道主管机关参加；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参加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对依照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建设的工程设施，河道主管机关有权依法检查；河道主管机关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条 沿河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立项或者申请建设许可时，应当将区域内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河道整治项目纳入建设计划中，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所需经费，专用岸段由建设单位负责；非专用岸段的经营性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按收益情况合理负
担。
第二十一条 河道整治工程，在工程设计中应当考虑有关配套性管护基础设施。工程概预算中必须包含有关配套性管护基础设施的投资。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有关配套性管护基础设施一并验收，并将有关资料移交工程管理单位。
第二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筑临时围堰等工程设施，须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河道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或者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二十三条 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防洪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利用河道岸线的建设项目时，应当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河道岸线的界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交通、建设等有关部门，按照当地习惯岸线及其演变以及防洪规划确定的治导线提出划定规划岸线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城市、村庄集镇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沿河城市规划、村庄集镇建设规划的临河界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城市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根据下列标准确定：
（一）有堤防的河道，在护堤地以外15至30米；
（二）无堤防的河道，在防洪规划治导线以外30至100米；
（三）已规划展宽的河道，在规划堤防护堤地以外15至30米。
编制沿河城市规划、村庄集镇建设规划时，应当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市、县以河道为边界的，在河道两岸外侧5公里以内，以及跨市、县的河道，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者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禁止单方面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及河道整治工程。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占用河道堤防等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予以补偿；因施工原因对河道堤防等水工程设施造成毁损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建设单位应当承担赔偿或者清淤的责任。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立的水利建设基金，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一定数额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治理、维护和建设。
第二十八条 各级河道主管机关应当按照每年洪、枯来水变化及砂、石运移规律，制定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划定禁采区和可采区。
在河道管理范围可采区内采砂、取土、淘金，须先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按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并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在防洪保护区范围内，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具体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水利建设基金、河道采砂管理费和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上述费用征收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和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擅自移动或者拆除防汛、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通讯照明等设施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非管理人员擅自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的；
（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扰河道管理单位的正常工作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或者种植高秆作物和林木（堤防防护林除外）的，或者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
掘以及开展集市活动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或者未经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的；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的；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活动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在堤身种植农作物、铲草、建窑、钻探爆破、采石、取土的，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同意且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采伐护堤护岸林木的，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填堵河道的；
（二）建设单位未向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经审核同意，擅自在沿河堤防破堤施工或者开缺、凿洞的；
（三）未经有关各方面达成协议或者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单方面在市、县的边界河道两岸外侧5公里以内以及跨市、县的河道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及河道整治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河道中流放竹木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捕捞作业，影响河道行洪、排涝、航运和危及水工程安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有关河道主管机关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或者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参加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就投入使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响防洪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行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河道主管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日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类推/漏洞填补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当出现特定类型的法律漏洞时，基于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以及类推适用的结构合理性，可以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填补，这是顺利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类推适用有授权式类推、个别类推和整体类推几种具体方式。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时，必须遵循合宪性原则、不得作不利于当事人的类推原则以及必要的司法克制原则。


与其它实体法律法规一样，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有漏洞存在。在我国，当刑事诉讼法存在法律漏洞时，能否采取类推适用的方式进行漏洞填补？在学术界，基于对1997年以前刑法类推制度的反感和恐惧，鲜有人提及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问题。而在实务界，遇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时，则通常通过案件请示制度解决问题，由上级司法机关以批复等形式进行解释，甚或直接否定当事人的诉求。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前辈和同仁。

一、刑事诉讼法能否进行类推适用

（一）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注：此处的司法机关不得拒绝裁判并非仅指司法机关不得以实体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案件作出实体裁判，更重要的是意指司法机关同样不得以程序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作出程序上的处理，也即此处所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法律适用，包括实体法及程序法的适用。）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法官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或者说法官“禁止拒绝权利”。[1]（P247）在法律没有对争议的事实情况进行相应的规定时，法院依然有义务对管辖范围内的待决法律案件作出判决。因此，禁止拒绝裁判成为法院在漏洞领域进行“立法”的依据，[2]（P1441）在实体法上是如此，在程序法上也同样如此。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极其简单，对许多问题没有规定，典型的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但若当事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申请，法官也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断然拒绝。法院必须裁判诉至公堂的法律纠纷，无权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并让当事人自己找立法者解决。因此对于法院来说，不存在无法判决的问题。人们期待法院和法律信条学对一切法律纠纷作出判决，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换言之，必须尽可能的在诉讼中找到答案。这就是法学和其它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对于法学、尤其对司法而言，不允许遗留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3]在刑事诉讼中，审判者同样不得因刑事诉讼法有漏洞而拒绝裁判，而只能通过类推适用等手段进行弥补，最终发现规则并作出裁判。如在上述情况中，虽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未明文规定，但从本质上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依然是一种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遵循同样的审判原理，依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而不能对当事人的请求直接驳回或不予理睬。（注：法律适用及漏洞填补的主要主体是法官，但基于检察官本身的司法属性，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独立的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权，也属于本文所指的“司法者”，同样也面临法律漏洞问题；另外，我国警察在刑事诉讼中也要适用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也会面临法律漏洞问题，故本文中的论述也适用于检察官和警察。当然检察官与警察的法律适用在效力层级上低于法官，而在应然上，检察官的法律适用效力层级高于警察。详见万毅：《检察官法律解释权研究》，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

（二）类推适用的结构

类推适用的结构可分为两个层面，逻辑结构层面与价值评价层面。从逻辑结构上看，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似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似的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两种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似，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也即是说，基于正义的要求，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1]（P258）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但如果自诉人的主要证据是言词证据，且该证据是通过极其不人道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该如何处理呢？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虽然在诉讼法理上，对于私人的一般违法证据并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于极其严重的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依然应当予以排除。[4]所以，对于这种情形，既然自诉人的证据应予以排除，无法采用，自然等同于缺乏证据，也应当说服其撤诉或驳回。此例中，缺乏罪证与罪证因严重违法而被排除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类似性，最终都产生证据不足的评价，因此可以类推适用。

然而，类推适用的逻辑结构仅仅是一个形式，其实质却是建立于规范目的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在进行类推适用时，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即为何将某个法律价值标准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这就是类推适用的价值评价层面的结构。类推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形式逻辑，本来在逻辑上就疑窦重重，即为何要将对某特殊情况的规定适用于另一特殊情况。因此，在类推适用时，要从个案的情形、法律漏洞的产生原因、法律规定的文义、规范目的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2]（P1452）法学上的类推适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评价性的思考过程，而非仅形式逻辑的思考操作。[1]（P258）只有同时符合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的要求，才是合理、圆满的类推适用。

综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似乎已无疑问，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证明这一点。在德国，基于“禁止拒绝权利”的观点，由法院填补法律漏洞的必要性，在19世纪原则上已被承认。[1]（P247）如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在刑罚执行程序或自由刑之执行程序中并未规定必要的律师辩护问题，较好的见解是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第140条第2项之必要的律师辩护规定，以充分保障被执行者的合法权益。[5]（P154）在日本，类推适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常见的漏洞弥补方式。如其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询问证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关于交叉询问的顺序、主询问的事项、反询问的事项、询问的方法、诱导询问等等，但对于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却没有详细规定，因此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时类推适用上述询问证人的规定。[6]（P236）再如其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起诉书的事项，除适用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以外，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有关法令的规定。但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不能公开送达。[6]（P130）在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认为，类推适用的前提乃存在法律漏洞，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法并不禁止类推适用，如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第二审上诉明文规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第三审中却无相应条文。从规范目的上判断，这并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是立法漏洞，因此得在第三审中直接类推适用上述不利益变更禁止条文。基于宪法优位性的积极意义，有时不但不能禁止，反而应当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7]（P21）

二、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类推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刑事诉讼法漏洞，漏洞绝非一个简单的形式概念，而是需要进行形式与实质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故在此对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漏洞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刑事诉讼法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一）无意识的漏洞和有意识的漏洞

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也即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然而，这种沉默可分为“有意识的沉默”和“无意识的沉默”，前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设立如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而仅仅赋予被害人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和提起自诉的权利，以及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8]这显然是立法者根本就不愿设立强制起诉制度，而并非无意识的疏忽。后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却并未明确裁定是否应当由上述人员署名以及是否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这显然是立法者的疏忽造成的，并非故意的沉默。

对于无意识的漏洞，需要进行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方法。如上述的裁定是否需要合议庭人员署名以及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的问题，若不署名，就无法判断审判组织的合法性，若不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就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实践中裁定都是署名的，也均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漏洞的类推适用。而对于有意识的漏洞，通常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漏洞，立法者对要规范的事项故意保持沉默有两种可能，一是或许立法者根本就不想进行此种规范，如上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强制起诉制度是立法者本无此意；二是立法者故意留给司法者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些不明确用语的问题，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何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是立法者留给司法者判断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需进行漏洞填补。

（二）开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所谓开放的漏洞，也可称之为明显的漏洞，即就特定类型事件，法律欠缺依其目的本应包含的适用规则。大多数的漏洞都属于开放的漏洞，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鉴定人、翻译出庭作证时，是否要向他们进行上述告知，这就是明显的漏洞。对于开放的漏洞，通常是通过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弥补。

而当就某类事件，法律虽然含有得以适用的规则，但该规则在评价上并未考虑此类事件的特质，因此，依其意义及目的而言对此类事件并不合适，这便是所谓隐藏的漏洞。这种漏洞的产生原因在于范围过广的规范条文没有包含应有的限制，致使在同一规定之下出现了“不同情况，作相同处理”的情形。此时就需要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内容排除出去，保留符合立法意图的部分。这种漏洞的处理方法称之为“目的论的限缩”，其方法论基础就在于“不同类的事件应作不同处理”。[1]（P268）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但这一条文若适用范围过宽，就容易滋生侦查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弊端。因此，为防止这一弊端出现，国家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就是目的论的限缩。从形式上看，其与类推适用是相反的方向，但二者遵循的却是同样的法理，即同类事物同样对待原则。

（三）规范漏洞和规整漏洞

所谓规范漏洞，即某个法律规定的规范结构不完整，缺少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漏洞，此时规范本身是不圆满的，缺少的必要部分导致规范根本无法适用，[2]（P1425）审慎制定出来的法律很少会有规范漏洞，但粗线条的法律规定往往规范漏洞较多，这实际上属于法律错误的一种。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但这种控告向何机关提出、处理的程序以及对结果不服如何救济等都没有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真正适用。对于规范漏洞，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的，而必须由立法机关对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行填补，或者由司法者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使规范圆满之后才能适用。

大部分的法律漏洞并非涉及个别法条自身的不圆满性，而是整个规整的不圆满性，也就是说，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规整漏洞。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合于法律的规整意向和目的之方式，填补法律规整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整漏洞也是占绝大多数的漏洞情形，例如上文中所举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再如在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证据有灭失、隐匿的危险，因此当事人应当有权申请司法机关进行证据保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起诉前、起诉后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问题作出规定，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证据保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我国《民事诉讼法》都已在第74条规定了证据保全制度，这显然是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的规整漏洞。因为规整漏洞本身属于“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也即和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此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后才能作出裁判。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若申请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则可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证据保全的规定。

三、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几种方式

（一）授权式类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法律明文授权类推适用的规定，如依《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关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回避原因、回避程序的规定类推适用第28、29、30条的规定；第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授权式类推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繁琐重复的规定，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可以类推的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过程较为简单，只需将被授权的法律规范直接类推适用至未具体规范的事项之中，甚至不需要进行二者在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上是否相似的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授权式类推究竟是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在其不明了的地方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的，不属于漏洞填补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个别规范的授权类推还是整体的授权类推，授权式类推从本质上看，依然是类推适用的一种，只不过是法律明文允许的类推适用。因此，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依然要遵循一般非授权式类推适用的原则，而不得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由任意类推。

（二）个别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