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了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商标，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此条是采取注册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商标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市场竞争手段，其立法目的在于激活不使用的商标，撤销仅为手段，不是目的，本条（四）所述使用，应从宽原则处理，不同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在先使用”应严格把握商标使用是否发挥了识别功能，本条只要形式上符合《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条所规定的商标使用形式即可视为使用。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本条“使用”的内涵：具有真实的使用意图和实际的使用行为
本条规定撤销连续3年不使用的商标，目的在于激活现有商标，促使商
标得以在市场流通，以彰显商标自身的价值，避免大量“垃圾商标”阻碍其他有意使用该商标而不能的情形，以此立法目的理解本条的“使用”行为：
1、 近似商品、类别使用行为的认定：
在核定使用类别和指定商品上的使用当然是“使用”，而在近似商品、类别上的使用能否为条所述的使用？《商标法》第51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及于商品的范围以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根据《商标法》第28条、29条河第52条第（一）项的规定，注册商标、在先初步审定商标和申请商标的保护都以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为限，对未注册在先使用商标的保护也应与注册商标、在先初步审定商标和申请商标保持一致，故，适用本规定也应以被异议商标与异议人商标构成使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近似商标为限。
通过本条立法的背景目的，对使用应从宽原则处理，在近似商品、类别上的使用也认定为对系争商标的“使用”更为恰当。

2、是否为商业性的使用：
（1）“使用”的行为须为商业性，包括《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任何使用，即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2）由此，则未进入流通领域、无商业化“使用”证据的使用是否不予认定为系争商标的使用？有些国家把企业欲使用注册商标的意愿等条件也视为使用证据，也就是商标注册人以前或三年之内没有使用其注册商标，但仍有欲使用的意愿，商标主管的权力机构就视为其使用注册商标。
（3）本文认为，如仅有使用系争商标的商品或标签，而无其他证据佐证该商品或标签已经进入到市场流通领域，则不宜认定是对系争商标的“使用”，原因在于商品、标签证据的“应付性”造假过于容易，不宜识别是否发生在“撤三”提起前还是提起后。
（4）在具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使用人在撤销3年案件立案前已经为生产、销售系争商标产品做了充分准备，并即将投入市场，且在举证期内系争商标已在市场流通，则应认定此未投入市场的“使用”行为，更符合本条的立法目的，即激活商标、促使商标的使用，且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商标注册在先制度的稳定性，避免过多撤销3年不使用案件的发生。

3、国内生产、国外销售系争商标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虽然国内生产、国外销售中“使用”他人在国内
注册商标的行为，因未造成国内消费者混淆，法院不宜认定为侵权，但国内生产、国外销售中“使用”自己在国内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否能理解为进入
市场流通环节、是否是商业化使用？本文认为，仍应对此“使用”从宽把
握，以维护商标注册人在国内的权益，包括随时在国内销售系争商标产品
的权利，避免失去该商标而被他人注册后可能发生的工商、海关查处行为。
该定性是与上述商业性使用、是否进入流通环节相通的。

4、在本身具有违法、违规情节的产品上“使用”的定性：
如在“三无”产品、质量严重缺陷产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产品上使用系争商标的“使用”，是否视为符合《商标法》44条规定，存在理论争议，争议点在于对商标的合法使用理解具有分歧。本文认为，《商标法》44条规定的商标使用确应为合法使用，但应理解为：商标使用行为须符合商标法的各项规定，至于商品本身在生产、流通领域是否违反了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商标法》44条对“使用”的判定。

5、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使用定性：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并使用的行为，属于违反商标法的行为，可责令改正。该违法行为是否必然不属于“撤三”中的商标“使用”行为？本文认为，应区别对待。对于改变不大，与注册商标近似，能起到注册商标标识识别作用的，仍应认定为系对注册商标的使用；与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亦不能起到注册商标识别作用的，不宜认定为系对注册商标的使用。

6、须有真实的使用目的，而非为防撤销3年案件的应付性使用。
如自始即没有使用该商标的意思而赋予商标申请者排他性的独占权，会过度妨碍他人选择使用商标的自由，有失妥当。

7、商标识别作用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本条规定的“使用”内涵与“在先使用”的内涵
《商标法》第3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商标法》44条“连续三年停止使用”与“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对比，具有明显不同。本条（四）所述使用，应从宽原则处理，只要形式上符合《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条所规定的商标使用形式即可视为使用，不应严格把握商标使用是否发挥了识别功能即是否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如，一商标虽连续3年未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使用，但基于其原有的商誉，仍时常见诸报端，或仅对商标本身进行广告宣传，此时，其虽并未进入流通领域起到识别作用，但仍应视为其已经使用，有观点认为这会过度妨碍他人选择使用商标自由。但商标本身即是属于工业产权，识别功能本身也最终以市场竞争为目的，只要他人仍有其他竞争手段可救济，在无穷尽的文字及其组合、图形及其组合中肯定能够找寻其他可替代商业标志的竞争方式，不必一定撤销已经注册并实际以《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形式使用的商标。且《商标法》仍有诸如31条等其他条款救济确被抢注的行为。
与从宽把握、形式符合则视为使用不同，“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则必须严格适用商标是否实际进入流通领域起到识别功能。原因在于，“抢注”行为的恶意以“知晓”为前提，未进入流通领域的商标，并不被任何消费者所知晓，也就无从谈起抢注人事先“知晓”从而具有主观恶意。

二、 “使用”的主体范围：
1、商标注册人控制、许可范围内的使用，均应视为涉案商标的使用：
（1）商标权利人的使用当然是对涉案商标的使用；
（2）商标被许可人的使用亦应认定为系争商标的使用。

2、商标许可未备案、无书面商标许可协议情况下，“被许可人”使用行为的认定：
（1）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自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３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有观点认为，未备案的被许可人使用系争商标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不应认定是涉案商标使用。本文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的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在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签署许可协议后，双方即具备许可使用的合意，该协议即成立，但许可协议是否生效，还应看内容及形式、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无论许可协议是否备案，其均已成立，均可以证明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使用相关商标的真实意思表示，被许可人使用的行为可认定为是对相关商标的使用行为。
（2）至于未具有书面协议的许可使用行为，则应严格审查许可行为是否具有合意，例如双方是否具有特定关系，一般来讲，法定代表人与公司、股东与公司、关联公司间等的许可与被许可行为，虽无书面合同，亦应对使用行为予以认定。
（3）需要注意的是，仅有书面许可协议或转让协议，而无被许可人对相关商标的实际使用证据，因其未在商品或服务上实际使用，故不视为对该商标的使用。
3、侵权人对商标使用的定性：
鉴于《商标法》44条关注的是商标是否被商标注册人以合法方式使用，而
非该商标的任何使用，故侵权方在未与商标权利人达成许可使用合意前的使
用该商标的行为，涉嫌侵权，不宜认定为对该商标的使用。
死刑即决犯不需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苏沭阳县修远中学 章彦威


我国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应该说,对敌视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实施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剥夺其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权利,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并防止他们滥用这种权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很有必要。但对判处死刑、并予执行的犯罪分子,在被剥夺生命、没有意志的情况下,再附加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已没有实际意义。
一．剥夺死刑即决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没有实质性内容。 我国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下列四种权利并仅限于这四种权利:（一）选举权、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其中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一种资格权, 是以生命权为基础，都是依附于生命权利的，自然人一旦丧失了生命，这些权利也就丧失了。他们已没有可能利用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二.有人认为对死刑即决犯剥夺政治权利，可以防止他人代其行使某些政治权利，如以犯罪分子的名义发表宣言、著作等。有些权利不以人的生命或终身自由被剥夺而消失。比如其生前的立说著作，如不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就可能再版或继续流传于社会。比如其亲属或其他人代替罪犯行使出版权，以此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剥夺了这些罪犯终身的政治权利，就可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这些观点是针对剥夺政治权利中的剥夺出版权,认为这对死刑即犯有一定的意义.对于死刑即决犯的出版权问题剥夺也是没有必要的,视出版内容的不同来看,如果是死刑即决犯要出版的是科技著作,对科技经济发展有帮助作用的,让这样的著作发表还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的出版权不应剥夺;如果是对国家政权有害的、对人民利益有害的著作，即便是正常有出版权的人要出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法的,对于死刑即决犯再规定剥夺有多余之嫌，这通过《著作权法》调整即可。
三、有人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后，从宣告、核准到实际执行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死刑罪犯可能遇到赦免而不被执行死刑。这期间我国的特赦实践来看，特赦共经历七次，都是特赦服刑犯，没有死刑即决犯（有死缓犯），并且都是减刑。当然由于我国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以后或许会出现死刑即决犯被特赦或减刑的情况，但特赦或判刑都要经过法院的司法程序，到那时法院再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迟。
对死缓犯也没有必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只需规定考验期剥夺政治权利，因为如执行死刑，其权利如同死刑即决犯，如减刑第二款已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鉴于此，我建议将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改为：“对于被判死缓的犯罪分子，考验期剥夺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