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举证时限设置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 举证时限，临界点，证据交换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1] 。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 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 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 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 pretrial 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 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 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 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 程序。准备8． 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 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 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推翻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
浅议如何进一步加强政法人才建设

福建省大田县委政法委 林起雄

政法机关担负着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任务，其人才问题是关系政法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就我县政法人才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商榷。
一、我县开展政法人才工作情况
近几年来，我县政法各级各部门着眼于客观实际和发展要求，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统筹各个层次、各个门类的人才需求，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政法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政法人才总量进一步增大，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干警的素质进一步提高，队伍的作风进一步改善，执法水平进一步增强，为推动政法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牢固树立人才观念。政法各级各部门始终把人才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放在各项业务工作的首位，明确意识到只有通过抓人才工作，调动广大干警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全面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队伍的战斗力，提升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执法水平，才能促进政法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政法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抓好各项业务工作首先要抓好人才工作的思路，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为政法人才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严格把好“入口关”。在引入人才工作中，政法各部门始终严把入口关，做到学历不够的不进，素质不高的不进，作风不实的不进。如2002年12月我县基层司法助理员收编前，县局仅有行政干警25名，为解决收编建所后人才严重不足问题，在对原有责任心强、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符合条件的司法助理员进行收编的基础上，采取了招收公务员和从其他行政部门调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务员，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的考试、考核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至今共招收了12名年纪轻、素质好的公务员，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的活力。
三是大胆培养使用人才。第一，用人所长。对有一已之长的干警，克其所短，用其特长，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使他们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如2003年10月份，有一名干警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为了让他的特长得到发挥，便立即将他调进机关相关科室任负责人，让他的作用和才干得到较好地发挥。第二，科学用人。首先是坚持任人唯贤，冲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对德才表现较好、工作负责、经验丰富、业绩较突出干警，大胆启用。其次是拓宽渠道选人，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中。2003年，县检察院对院内的科室，除由县委任命的以外，把其余科室职位都拿出来实行竞争上岗，使优秀人才在竞争中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再次是敢压担子。针对政法部门以往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情况，对年富力强的干警，不因为他们年轻而先予暂放，而是针对他们年富力强的特点，优先放到任务繁重的岗位上去锻炼，放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砺，进一步激发队伍的活力。仅2004年就有4名年轻干警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第三，舍得投入。作为山区省定的贫困县，我县政法各级各部门的经费十分有限，但就是在这种现状下，政法各级各部门克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定期选送干警到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业务技能培训，鼓励干警参加各类在职教育，以此不断改善队伍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近两年来，政法各部门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经费用于人才培训，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二、人才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县的政法人才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才工作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才总量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稳定形势越来越复杂，要应对这些困难和问题，警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县的警力非常有限，远远不能适应政法工作的需要。以公安机关来说，全县共有36万左右的人口，而干警只有223人，平均每1000人中还不到一名公安干警，在机关内部有的科室只有1名干警，严重影响公安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是高素质人才短缺。从干警学历来说，目前全县现有政法干警中，全日制政法院校大学本科毕业的只有1人，其他的大都是通过函授、远程教育、电大学习等取得相关学历；从干警专业素质来说，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有一部分干警还不能完全适应岗位需求，以致有的单位出现了“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站着看”的现象。
三是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从政法专业院校毕业的干警较少，非政法专业的干警较多，计算机、文秘、财务等方面人才严重不足；从分布情况看，基层特别是办案一线岗位人才缺乏；从年龄布局看，现有专业较强部门的骨干力量相对较少，且存在断层的现象。
四是人才流动性不大。政法各部门之间、政法各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上下级政法部门之间交流调整太少。以我县来说，近几年来，除部门领导提拔到外县任主要领导以外，政法副职领导几乎没有交流，其如有变动，则只在部门内部分管工作或科室进行调整，至于普通干警的交流除调到沿海地区的以外，基本没有变化，难以激发队伍的活力，进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五是进出口不畅。畅通进出口是多年来一直提的话题，但除在进口上做了规定以外，对出工不出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以及不服从领导等的干警，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使得对这些干警很难通过组织措施进行处理或调整，即清理难的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资格制度，都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六是少数政法干警职业道德水平、执法水平不高。政法队伍中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违法违纪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仅在2003年一年，我县就有两名政法干警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其中一名还被判了刑。
七是对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不足。虽然有投入，目前政法机关由于经费紧缺，大部分经费投入用于解决硬件设施和案件办理上，用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的经费总体上还相对不足。
三、人才工作对策
1、要切实提高人才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各级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上级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上来，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政法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紧紧围绕增强人才总量、改善人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冲破一切妨碍人才迅速成长的思想观念，坚决革除一切束缚人才施展才华的体制障碍，着力改变一切影响人才创业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努力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工作效率高、让人民满意的政法队伍。
2、要切实加强对政法人才工作的调研。针对人才数量不足、高素质人才短缺、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等突出问题，要认真开展调研，结合实际，制定本系统、本部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提出相应工作措施。 一是大力推进“人才集聚工程”。树立“才为我用”的观念，进一步拓宽人才发展思路，实行“进人”与“进才”并举，通过加强人才载体建设，创新人才发展方式等，把各类政法人才集聚到政法各项事业中来，努力实现人才结构与政法事业协调发展。二是积极实施“人才开发工程”。按照上级及政法实际工作的要求，充分挖掘现有人才资源潜能，发挥现有人才资源最佳效益。既要重点抓好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开发，又要根据推进我政法工作协调发展的需要，大力培养和开发高层次实用人才。
3、要切实加强政法人才工作措施的落实。要根据人才成长规律，构建定位明确、层次清晰和支持方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优秀拔尖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继续坚持政法战线对各级领导人才的特殊要求，严格政治标准，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突出能力，用业绩选人，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一要继续加大学习教育培训力度。要改革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重点实现从知识型培训向能力型培训的转变，坚持把领导人才、业务骨干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培训重点，优先予以安排。要坚持创建“学习型政法机关”活动，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良性机制，努力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通过开展轮岗锻炼、实战训练和岗位练兵，培养大批业务能手和岗位标兵。要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把业务培训作为上岗、任职、晋升的必要程序。要加大投入，继续实施人才发展战略，设立专项经费，遴选一批理论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年轻干警予以重点扶持。
二要继续加大交流轮岗的工作力度。首先要加强干部交流前的需求调查，充分了解对骨干人才的需求，做到按需选派。其次要调整交流干部的结构，在选派干部的同时，加大短缺人才交流的规模和力度，进一步强化交流效果。三要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轮岗。对政法干部特别是政法领导干部实行部门轮岗、异地交流、上下交流，保持政法干部的合理流动，整合警力，进一步提高政法队伍的总体水平。
三要继续加大重点人才培养力度。要加大政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力度，将靠得住、有本事、群众基础好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要定时定期选派这些干部到上级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其政治思想及业务素质。要完善考核，及时这些重点对象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要全面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试用期制和任前公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对不适合岗位的领导干部要及时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调整、充实，形成正常的更新交替机制。
4、要切实完善政法人才管理机制。一要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中共中央和中组部、人事部的招录规定，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任”的原则，进一步严格准入条件和准入程序，择优录用人才，优化各类人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对分布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和民政五大系统各专业的人才，继续试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部门的行业特点，积极探索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律，促进各类人才健康发展。三要加强分类分级考评，建立以绩效为核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考评体系，创新并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核机制，实现由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由单纯的数量评价向更加注重质量评价的转变。四要健全劣汰机制，通过过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和任职资格考试考核等措施，依法清理不合格人员，增强人才管理机制，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五要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在提高人才队伍职业道德水平的同时，完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体系，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六要加强保障机制建设，积极改善政法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装备条件，增加政法事业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
5、要切实加强政法人才工作的领导。要认真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加强规划，构建科学合理的优秀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促进优秀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要继续在广大干警特别是政法各级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大做好政法人才队伍建设的宣传力度，用党的十六大关于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牢固树立“政法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的理念，继续推行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切实把政法人才工作放在事关全局发展的重要位置来抓，摆上应有位置，列入议事日程，搞好组织推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克服形式主义，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促进政法人才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